林嘉欣

二、《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立法技术的特点 通过上述对《唐律》条文结构及内容的细致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具有下列两个基本特点。

然而世上倘若没有友谊，就不成其为社会。赵心树指出，中国学者传统上用三权分立来概述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有失偏颇，造成了许多人对西方制度的一种片面的印象。

按照常识，控制原因是控制结果的有效方法，治病必须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才行。政党存在于当今的绝大多数国家，政党的发展和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军事政变的发生在无政党国家内比在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中都要频繁得多。党争民主制和三权分立制的宪法所奠定的社会秩序自然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世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民主集中制。

当某一集团认为自身的利益与社会繁荣密切相关，在寻求自身利益和社会收入再分配时就会比较节制，甚至愿意作出牺牲来支持有利于全社会的政策与行动，这种做法就是在追求共容利益，共容性组织有动力使它们所在的社会更加繁荣。用列宁的话说，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不再是民族统一，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就会有资产阶级的存在。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对此都有经典论述。在共产主义社会，财产权和自由都是具有普遍性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政治。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内部存在一种特殊的利他主义，促使人们为了自己的孩子和老人的幸福而将自我利益放置一旁。

施特劳斯因此在其《古今自由主义》中提出：真正的自由人今天最紧迫的责任莫过于要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perverted liberalism），这种堕落的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只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教，却全然忘了人要追求的是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德性完美。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从资产阶级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中间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阶段。

古典哲学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其洞察了直到今天仍然令人们困惑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并用恰当的概念和命题表达出来，形成了学术讨论的基本范式。这三大原因都对调整和指导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所贡献。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资本主义自然包含自由和平等价值，法治是资本主义的治理模式，而公正可以说是任何文明国家标榜的。尽管中共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提普世价值，然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恰恰是普世价值，其与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价值没有任何区别。

十六大报告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构成了民主的核心，统一战线则构成了民主的外围，形成了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自上往下与自下往上并存、核心与外围互动的金字塔式层级民主。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党导民主制的意识形态正当性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即使在经济绩效方面做得再好也会被诟病。通过这一行为，这个有道德的共同体便有了它的统一性，并形成了共同的‘我，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

名不正则言不顺，一种制度如果无法从价值层面为自身辩护，就丧失了立足的根基。共产主义是在满足物质极大丰富和道德极为高尚两个条件下的社会形态，是共产党奋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性相近，习相远也就奠定了道德教化的基础。在马克思的政治思考中，近代政治哲学关于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的对立已不构成根本问题，真正根本的问题是现实性的物化逻辑与政治理性自我立法的创制性自由规律之间的对立。

党导民主制是由一个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和代表不同众意的多个被领导党合作与协商的民主制，代表公意的领导党就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共产党的领导权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必然是党导民主制，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依法治国。党争民主制将政治的逻辑建立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上。列宁批判了将共产党与无产阶级混为一谈的倾向，强调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特性。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尚不如是。现代西方的主流是法治，然而施特劳斯学派则将德治提到了新的高度。

发展需要包括对认识和理解的欲望、对真善美的需要等等。然而，这样的界定容易使人误解为立宪君主制和立宪党导民主制不是民主制。

[58]真正的对立处于两套逻辑之间：物化逻辑和真正自主的人的逻辑。也就是说，人性本身是恶的，善来自于后天的教化和努力。

我们不再能够全心全意地依据它们而去行动。又如，黑格尔说：在劳动和满足需要的上述依赖性和相互关系中，主观的利己心转化为对其他一切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是有帮助的东西，即通过普遍物而转化为特殊物的中介。

法学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恰当表达了这种观念：迄今为止，一切进步社会的走向一直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国共产党并非没有在意识形态合法性上进行努力。市民社会是家庭伦理的解体，是各种个人和家庭的聚集，是特殊性与差别性的阶段，意味着伦理的丧失。我们长期在人性善与人性恶之间争论的原因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在我们头脑中根深蒂固。

[77]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为我们的政治制度建构提供了基础。三个代表之所以不能成为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应该具有普遍性，三个代表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而非一般性的共产党宣示和社会主义特征。

使人们去适应一个平庸的社会的理论并不能指导社会改革。第二章 实效主义合法性 权力是基于能够褒奖或惩罚人而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权威是基于他人承认有服从的义务而影响他人的权利，正当性或合法性将权力转化为权威。

我们越是培植起理性，也就越多地培植起虚无主义，我们也就越难以成为社会的忠诚一员。中国传统深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中。

政治的道德性在黑格尔法哲学中被称为伦理：因为伦理性的规定构成自由的概念，所以这些伦理性的规定就是个人的实体性或普遍本质，个人只是作为一种偶性的东西同它发生关系。[53]黑格尔将普遍性赋予家庭，特殊性赋予市民社会，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赋予国家。相反,黑格尔将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相统一、将道德和法律相统一，来实现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统一。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共产党的任务是革自己的命，也就是不断改良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逐步实现实质性的自由和平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

这就决定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假设不应该是点思维（要么恶要么善），而应该是区间思维（从恶到善），由此决定了法德共治的正当性：法治主要抑恶，德治主要扬善。[41]也就是说，卢梭试图建立一种有道德的现代政治，试图在吸收现代性的成果基础上建立德性政治，其本质是试图解决权利和善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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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导民主制的轴心是共产党，外围是民主党派和其他团体。马斯洛发现人类有成长、发展、利用潜力的心理需要，也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一种想要变得越来越像人的本来样子、实现人的全部潜力的欲望。